哈佛大学发展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在一次旅行中发现，生物学通过控制大脑成熟，对心理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他把这趟旅程带来的思考写进了1984年的《儿童的天性》。而《人性的本源》正是他在此基础上的再次出发——更深入地探讨道德、情绪，以及一个当年还不明显、如今却很普遍的问题：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疾病。

来源 | 中信出版

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成长起来的社会科学家普遍相信一件事：孩子是一张白纸，只要家庭教养得当、学校里有负责任的老师，所有孩子都能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弗洛伊德和行为主义者为这种信念提供了“证据”。到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发展心理学家都确信，童年早期，尤其是家庭经历，是决定一个人一生心理特征的主因。

哈佛大学发展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正是在这种“环境决定论”的氛围中走进研究生院的。但他始终对生物学派的观点持开放态度，而一次偶然的考察彻底改变了他的看法。

杰罗姆·凯根

20世纪70年代初，凯根在危地马拉西北部阿蒂特兰湖畔一个与世隔绝的玛雅村落停留数月。当地母亲相信，婴儿在出生后第一年里容易因陌生人的注视而受伤，于是把孩子紧紧裹住，放在小木屋阴暗角落的吊床里——除了吃奶，几乎整年都待在那儿。

结果是，这些婴儿在一岁时面色苍白、无精打采，无论心理还是运动能力都明显落后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同龄人。按照“早期经历决定一生”的逻辑，他们本该长期落后。但凯根观察到：当孩子过完一岁生日之后，母亲不再担心，开始允许孩子离开木屋、与人玩耍；到三岁时，他们已经发展出了和其他所有三岁孩子一样的基本运动技能与心理素质。

这个事实迫使凯根正视：生物学通过控制大脑成熟，对心理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他把这趟旅程带来的思考写进了1984年的《儿童的天性》。而《人性的本源》正是他在此基础上的再次出发——更深入地探讨道德、情绪，以及一个当年还不明显、如今却很普遍的问题：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疾病。

《人性的本源》

[美] 杰罗姆·凯根 著

2026年1月

1

高反应性与低反应性：天性的“信封”

凯根最为人熟知的，是他和同事进行的一项追踪到孩子18岁的长期研究。研究对象是健康、来自中产家庭、由母亲照顾的1000名婴儿。

研究中，大约20%的婴儿在面对陌生事物时四肢用力、背部拱起、频繁烦躁哭闹，凯根称之为“高反应性”；另有约40%通常比较平静、很少哭闹，被称为“低反应性”。追踪发现：高反应性的孩子两岁时更容易害羞胆小，青少年时期对不太可能发生的事过度担心，坐地铁、在公交车上挨着陌生人、走在人群中，都让他们不安。脑成像显示，这些青少年大脑右半球腹内侧前额叶皮质比同龄人更厚，杏仁核面对陌生刺激时持续活跃。而低反应性的孩子则更放松、友善、无畏，青春期焦虑水平更低。

有意思的是，这种气质并非人类独有。凯根指出，心理学家在其他几种动物身上也观察到类似模式——大约20%的恒河猴，行为表现与高反应性的儿童相似。这从侧面提示，气质差异有着深刻的生物学根源。

但气质不是命运。凯根特别强调：没有哪一种气质能单独决定一种人格，它只是限制了最可能出现的发展结果。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低反应性的孩子大多天生心率较低且波动大，身体常处于一种被解读为“放松”的状态。如果这样的孩子在温馨富足的家庭里长大，往往受人欢迎，日后可能成为勇敢的士兵、成功的企业高管或有魅力的政治人物；可一旦同样具备这种生物学特征的孩子生长在犯罪猖獗的贫困社区，他们在做出反社会行为时反而可能因为“不害怕”而失去约束。同样的天性，不同的环境，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

正因如此，凯根认为：心理特征的出现通常局限于特定环境。天性更像出生时从一个装着多种可能的信封里抽出的图谱，它划定边界，却不写定结局。

2

道德、情绪与一种“现代流行病”

在书中，凯根梳理了几乎所有文化都认同的几个基本事实：所有语言中都有意义等同于“好”与“坏”的词；人们普遍认为无故伤害他人是错的、帮助有需要的人是对的；所有人都希望生活在惩治欺诈与暴力的社会；以及在47个使用不同语言的社会中，内疚都是被报告最多的心理状态之一。

凯根还描绘了道德感在儿童身上萌发的大致顺序：婴儿期对惩罚产生条件反射式的恐惧，两岁时出现共情的雏形，三岁时产生羞耻感，四到五岁时产生内疚感。在他看来，正是这种逐步内化的能力而非单纯的奖惩训练，塑造了一个人的是非观。他也对“人类利他源自猿猴亲社会性”的说法持保留态度，认为人类乐于助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想把自己看作好人，并避免冷漠带来的内疚。

而全书最具现实关切的是关于心理疾病的讨论。2010年，全美有40%的13至17岁的青少年描述自己的情绪或行为符合某种心理疾病的诊断标准。凯根认为，这不是因为年轻人突然变得更脆弱了，而是因为一系列社会因素共同作用：问题家庭环境的增多、现代经济对技能要求的提高（过去只需小学文化就能体面谋生，如今课堂上坐不住的孩子更容易被诊断为多动症）、诊断标准的放宽、传染病减少后家长注意力的转移，以及相关法律与保险制度的推动等等。换言之，“流行”的不一定是疾病本身，也可能是诊断它的方式。

凯根在《人性的本源》中反复提醒：研究人性，两种证据来源总是比一种好。他批评一些研究过度依赖单一的问卷，呼吁把语言报告与大脑、身体活动的测量结合起来，也坦承现有证据“参差不齐、零散且不够确凿”。

全书传递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人类心理特征，是特定的生物学特征、个人独特经验与当下社会环境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任何试图用单一因素——无论是某个基因、某种教养方式，还是某段创伤经历——来解释人类行为的做法，都是一种危险的简化。

这正是《人性的本源》的可贵之处。它不贩卖“读懂孩子”的捷径，而是把天性与经验如何交织的复杂图景诚实地铺陈在读者面前。对于家长来说，它提供的是一种生物学层面的理解与共情——为什么有的孩子见生人就躲，有的却“自来熟”；对于专业读者，它是一份脉络清晰的发展心理学地图。

读完后，或许我们更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每个孩子都不是任由环境涂抹的白纸，而是自出生起便带着独特底色的、独一无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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