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弦子被封的问题、说说。
我对很多社会运动是相当不屑一顾的，很多社会运动的发起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说莫名其妙。弦子朱军案的问题其实很简单，没有证据，后来FT采访弦子和麦烧的时候，麦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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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烧：我在美国“MeToo”运动中看到的是，它已经有了一个健全的体制，然后让整个社会去讨论这些问题。受害者在已有的框架内按照procedure（程序）去走的时候，能够走下来，然后需要做的是大家通过媒体、通过公众的声音去讨论这个事情。但你会发现中国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性骚扰者和性侵犯。因为它要求你有证据，但如果你没有证据的话，法律不会确认这个事情，我们也不实行陪审团制度，让大家去判断。如果不存在针对这些问题的制度设计的话，性骚扰就很难被证明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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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烧抱怨的是，为什么性骚扰问题不是通过媒体，不是搞公众审判，而是“居然要有证据”。也是奇怪，那为什么指责性骚扰要有证据？----------废话，你说呢？
前几天劳东燕在说证据这个问题，我就说过，证据规则怎么可能因为性侵就改了？这不开玩笑吗？
南方贫困法律中心被美国司法部起诉的很好，甚至可以说起诉晚了，甚至可以说应当追求机构内部组织人员的刑事罪名才对。
美国国内的哪些NGO怎么玩的，今天不是说弦子的问题吗？美国一堆的政治组织有的是玩法，而且不用背负责任，这次被起诉的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就是典型的，这次联邦政府起诉这个组织是因为从2014 年至 2023 年间，秘密向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极端组织成员支付了超过 300 万美元的资金。但是即便是抛开这个不谈，光这个组织的运营方式就匪夷所思。
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有个大绝招：制作仇恨地图，然后声称某某团体是仇恨组织。
一旦被它定型，那不管这个团体是公司也好，或者其他团体也好，都非常危险，而且这玩意是双方筛的，比如说很多上市大公司都会“聘请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来协助审查极端活动”，例如谷歌，亚马逊之类的，那你猜他们为什么要聘请？
所以一旦被它认定为“仇恨组织”，那你死定了。
关键点来了：既然制作仇恨地图，指责它人是仇恨组织，导致其受到巨大损失，那么当别人起诉南方贫困法律中心诽谤的时候，你猜这个组织是怎么自辩的？
从理论上说，你给人家造成那么巨大的损失，你一定是有实锤的，你一定是做过调查的。
很可惜，不是，南方法律中心的自辩方式是：“仇恨团体”这一标签是“高度争议且含义模糊的观点”，不属于可以被实证真伪的“事实陈述”，因此受第一修正案保护，不构成诽谤。
“就算我诽谤，那又咋啦”？
“对，我就承认我诽谤了，那咋啦？”
先说大公司为什么要给某些团体钱，其实很简单。
垄断性的平台公司，例如谷歌，苹果，每天有数以亿计的用户和商户在他们的平台上活动。他们面临着巨大的社会责任压力，既不能让平台变成极端分子的温床，又不能自己充当政治裁判，所以他们会找第三方来背锅，一旦出事，那么：“我们只是采用了权威第三方”
平台公司和这些组织是双方都有需求。
这些组织可以是南方贫困法律中心之类关注种族的，也可以是女权的，LGBT的，狗狗猫猫的，气候保护的，多的是。
交了钱的公司通常会变成这类组织的盟友，极少会被他们公开炮轰或抵制
如果大公司选择不配合这类组织可以通过其强大的媒体关系，发起针对该公司的公关运动，指责该公司“纵容仇恨言论”、“厌女”，“仇视LGBT”
如您所知，根据目前美国的司法判决，当这些组织指责其他公司是“仇视团体”，导致该公司股价大跌，导致该公司主流广告商的集体撤资的时候，这并不属于诽谤，而属于言论自由，因此指控某某公司是“仇视团体”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谷歌是上市公司，所以财务都是公开的，对这类团体的捐赠，谷歌每年要花2.5亿到3.5亿，除了捐赠外，还有什么“产品捐赠”“免费广告位”之类的，一年账面数字都不止10亿。
但是你看：年收入数千亿，拿出不到1%的零花来搞公关，从谷歌角度来看，很合理啊。
问题是什么呢？
很多公司没有谷歌那个财力，而这些组织也需要隔三差五的消灭一些公司或者组织来立威。
当政府退出某个领域的时候，不是说某个领域就空出来了，就真的没人管了。
你觉得这是舆论黑社会？你听好了：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体制中，政府的权力应当是有边界的，而填补这一边界的，恰恰是这些充满活力、坚守原则的第三方监督机构。它们不畏强权，宛如时代的‘矿井金丝雀’，用敏锐的洞察力捍卫着多元、包容与进步的社会核心价值。
而当那些伟大的跨国企业选择与这些民权组织站在一起、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和慷慨的捐赠来回馈社区时，这绝非妥协，而是一场资本与良知的神圣共鸣。这证明了现代资本主义正在进化，它不再仅仅追逐利润，更在积极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免于仇恨的未来。
员工们自由地选择心中所爱，企业用配捐放大正义的声音，民间组织则用专业性拉起道德的防线。这种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模式，恰恰是自由世界最坚实的护城河，它让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伟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