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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岁,头顶“天才少年”的光环从大厂离开,去北欧做博士后。这事放在任何人身上都能写出一篇起承转合的励志故事——高光、顿悟、重生。但宁博宇把这些拆得稀碎,一样一样摊开给你看,告诉你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普通人的普通选择。

  来源 | 陆海商界

  作者丨马   冬

  图片丨受访者提供

  八月初,宁博宇在社交平台发了一段视频,说自己离职了。

  视频配的画面是湖南老家的玉米地,他帮亲戚卖新成熟的玉米,“卖了10块钱”。他把这段经历发上网,评论区一下子炸了。

  惋惜的、不解的、佩服的,什么声音都有。人们这才反应过来:那个顶着“华为天才少年”名号、拿着百万年薪的男人,真的离职了。

  两件事拼在一起,像是某个高开低走的故事。但故事的真实版本要平淡得多,“卖玉米”只是漫长故事里一个短暂的逗号。

  八月中旬,宁博宇在成都接受《商界》杂志专访。他笑着回忆卖玉米那天:“心情很好,那些叔叔阿姨夸我又年轻又能干,还说我长得帅。”而他的下一站,是瑞典斯德哥尔摩——他已经拿到欧盟“玛丽·居里学者”博士后奖学金,即将赴瑞典皇家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从成都的华为研究所,到北欧的实验室,中间隔着1137天。

  宁博宇把这1137天的经历称为“宝贵的财富”,但也坦率地说:“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天才”这顶帽子,是别人戴上的

  宁博宇和“天才”两个字绑在一起,是从2022年秋招开始的。

  那是华为“天才少年”计划自2019年发起后的第三年。这个计划因高年薪而备受关注。宁博宇从电子科技大学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博士毕业,经过十几轮专家考核,拿到了校招最高档薪资,成为电子科技大学首位入选该“天才少年”计划的博士。

  消息传回学校,宁博宇的反应很平静。

  2023年,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只是一个普通学生,入选是因为我运气比较好!因为我的研究方向和华为未来的课题高度相关。”

  这话不全是谦辞。

  宁博宇的父母都是老师。父亲教物理,母亲教数学,正因如此,他从小便觉得“我是老师家的小孩,我的学习理应要好一些”。但真实的一面是,父母作为学校基层员工,很少腾出时间来专门辅导他。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小学二年级,他在学校考了一次双百分,整个学校只有三个人考到,他作为代表站在升旗台上接受全校表扬。那是他到现在都记得的事。但紧接着他补充道:“那时候觉得很自豪,现在想想,放在人生的时间长度里,那只是一次考试而已。”

  真正的转折在大学。他拿过全校舞蹈大赛冠军、跳高冠军、游泳冠军、达人秀冠军;去新加坡国立大学交流时还拿了个街舞之夜冠军。他会刷到厉害的街舞视频,然后感慨——如果花更多时间练舞,是不是也能跳成那样?生活里的他是个兴趣多到连自己都感到为难的人。

  但科研里的宁博宇有另一副样子。

  本科毕业后,他被保研到电子科技大学通信抗干扰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博士期间赴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培养,四年时间,在国际顶级期刊/会议发表论文二十一篇,这在当时的实验室以及同龄人中算是高产。

  凡此种种,他依旧觉得自己和普通人没有区别。

  “我并不是最突出的那一个。”他说。他见过真正厉害的人——反应极快,逻辑严密,能同时处理好几条线的工作。他后来给自己安了个头衔,叫“科技技工”,像是自嘲,也是清醒。

  “某种程度上讲,这行跟理发、美容这类行业区别不大。技术迭代速度很快,三五年的生命周期一过就会贬值。如果以后技术不再稀缺,我也不会比别人特别到哪里去。”

  他承认自己的短板:不擅长同时处理多项工作,容易分心,有时想做的事情太多反而什么都做不好。“我知道‘既要又要'是我很大的一个缺点。”他也清楚自己的长处在哪:“愿意钻研深层的东西,喜欢刨根问底,擅长把复杂的问题简化,这是我的优势。”

  或许,他对“天才”这个词的疏离感,大概从那时候就埋下了。“天才”是一个被外界不断重复的词,他始终觉得跟自己关系不大。

  华为的三年

  2023年,26岁的宁博宇正式入职华为。

  入职第一天,他没碰业务,就是找工位、装电脑,把部门里每个人的名字记下来,再去食堂认了认路。第一周都在开会、熟悉环境。新员工培训里,他是班里唯一的博士,拿了优秀学员。

  新阶段,有老专家带着他转身份。他适应得很快。宁博宇在华为做的是面向未来几年的前瞻性研究,独立性比较强,牵头负责前沿技术的预研。他还从零开始学AI,带队拿了2024年华为无线AI算法大赛季军,顺手拿了个华为达人秀冠军。职场开局看起来很顺。

  可入职第二年,宁博宇就开始认真思考离开的可能。

  他把工作节奏比作打《英雄联盟》,“多少分钟补多少刀,什么时候刷河蟹、拿龙,是指标。”同事们在固定的节奏里交付项目,而他做的是前瞻性研究,节奏对不上。“不是哪条轨道更好,只是我发现自己更适应另一种节奏。”

  主管找过他聊,肯定了他的价值,但他心里明白,自己更喜欢什么。

  他在离职自述里写过一句话:“公司给了这么高的薪资和资源,如果不能持续创造足够的价值,就不应该占这个位置。”他甚至用了“内疚”这个词,怕自己占着位置却创造不了对等的价值,浪费公司的资源。

  与此同时,他看到了一道裂缝——产业界不断冒出新的真问题,但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很少;高校里的老师有耐心刨根问底,却不一定知道产业的真实卡点在哪里。他常带着问题去找高校的老师同学聊,发现自己“更享受和学界探讨问题的状态”。

  按理说,入职第二年起就想走,没必要拖。但他又多待了两年。原因不复杂,一是想再适应一下,二是刚接手一批周期一年左右的研究项目,如果中途离职,会给同事添麻烦。“我不想给部门添负担。”

  公司甚至提出可以调他去上海总部,给他规划了新的晋升路径。但他去意已决。“人一旦做出了坚定的选择,就很难被改变了。”

  父亲起初反对,理由很实在,收入稳定,说出去体面。宁博宇回了一句:“离职后会有更好的发展,我的收入也不会比现在差。”把老人安抚住了。但他自己后来承认,“心里是没底的。”

  这1137天里,宁博宇在高薪和内疚、产业和学术之间反复拉扯。好处是,拉扯到最后,事情反而清楚了。

  “人生的本质是一场体验,你不用向任何人证明自己。”

  摘掉帽子,做回普通人

  2026年8月5日,宁博宇办完离职手续。一千一百三十七天,画上句号。

  他先回了湖南老家。赶上亲戚家玉米成熟,他去帮忙,卖了10块钱。视频发上网,标题起得随意——“30岁,从华为离职回乡卖玉米”。

  真实的过程没那么多戏剧性。他已经拿到了博士后奖学金,即将在Emil Björnson教授指导下研究太赫兹通信。这位导师除了在学术领域有建树,还是个自媒体博主,有几万粉丝。“到时候想向他请教怎么拍专业的科普视频。”宁博宇说。

  去瑞典之前,他回了一趟电子科技大学,跟学弟学妹做了一场交流。来了近五十个人,聊了近一个小时。

  有学弟问他,放弃百万年薪去拿博士后津贴,后悔过吗?他想了想,说没有。“钱是很重要,但三十岁的时候如果还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四十岁就更不会做了。”

  也有人问他为什么非得走这条路,他没有讲太多大道理。就说自己这些年两边都待过,发现一个挺拧巴的现象——学校的科研和企业的应用之间有一道鸿沟,他说自己想做个中间人,把两边接上。“即便离职了,以后能用另一种方式给华为做些事,也挺好的。”

  宁博宇从不活在别人的期待里。网友替他可惜,他不在乎;亲戚觉得他胡闹,他也懒得解释。一个人三十岁的时候能说出“人生的本质是体验,不用向任何人证明自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找了句漂亮话当挡箭牌,另一种是真这么想。宁博宇大概是后者。因为他确确实实把别人眼里的好东西放下了,去换一个自己想要的活法。

  他给自己在瑞典的三年定了三个小目标。

  第一是英语。他初中主修的是俄语,高中才开始学英语,底子薄,跟人用英语做学术交流还是吃力,这块得补上。第二是AI,他说不跟上就等着被淘汰。第三是无线通信的科普——他想让普通人也能看懂这个行业在做什么。“我不希望通信变成一门冷冰冰的、只有少数人懂的学科。”

  至于更远的将来,网上的分析文章已经替他推演了一整套剧本——做完博士后回国,被高校引进,拿人才计划,一步步往上走。他自己只说“结束后计划回国发展”。至于具体怎么走,他说要看机遇,也要看行业方向。“很多事情不是你想就能成的,得踩在点上。”

  那条“卖玉米”的视频后来被很多人当真了,宁博宇赶紧解释说,那只是“人生体验派”的一段过程,这个月的剧本是务农,下个月可以是别的。他甚至认真想过开网约车、演短剧。

  “我不是在逃避,也不是在标新立异,我只是不想把自己框死在一个身份里。珍贵的是在每个阶段都能有深刻、独特的回忆。”

  他没放弃什么——华为的三年是他主动选的,博士后的路也是主动选的。他从来不是被推着走的人。

  编辑:王   峰

  校对:张陈会

  审核:孙   锋

  终审:李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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