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鲍韶山
（Warwick Powell）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兼职教授
受弹药库存、军工产能约束，美国的印太军事威慑趋于失效。东盟可依托万隆会议、赫尔辛基协议精神，构建以“不可分割的安全”为核心的地区安全框架，走出大国对抗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近80年来，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总体战略一直建立在单一假设之上：美国能够依托从日本经第一岛链至关岛的一系列前沿基地，投射决定性的军事力量。如今，这一假设已不复存在，而导致其破灭的，并非政治意愿或资金投入不足，而是工业产能、材料科学及导弹技术本身固有的局限性造成不可逾越的制约。
美国已无法切实捍卫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基地，也无法在持久冲突中补充关键武器系统，更从结构上无力在东亚赢得一场持久战。随着区域伙伴悄然接受这一现实，战略格局正走向分裂。有关向菲律宾、日本或台湾提供更多军援的说法，很大程度上只是做做样子。美国正面临从西太平洋被结构性逐出的命运，而任何外部行为体都不具备扭转这一局面的实力和意愿。
消耗战的数据：美国对实力耗尽的评估
西方防御态势的根本缺陷，在于弹药库存极大的不对称缺口。美国分析人士也日益紧迫地记录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国防优先组织军事分析部主任詹妮弗·卡瓦纳细致地追溯了源于长期战略扩张的系统性弹药危机。同时武装乌克兰和持续对伊朗实施动能打击，让美国关键防御拦截弹的库存急剧减少。在接连的评估中，“爱国者”PAC-3和“萨德”系统的库存已锐减近一半甚至更多。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近期的一项研究以详尽的细节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态势。马克·坎西安和克里斯·帕克2026年7月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已耗用了“爱国者”导弹、“萨德”和精确打击导弹初始库存的约一半，以及JASSM、SM-2/3/6和“战斧”巡航导弹等关键打击弹药初始库存的约三分之一。截至2026年7月下旬，“爱国者”导弹库存已降至1000枚以下，“萨德”降至约250枚。若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将进一步考验本已减少的拦截弹库存，迫使美军承担更大的作战风险，而目前尚无足够替代品来应对弹道导弹威胁。
▲美国库存中爱国者（Patriot）和萨德（THAAD）防空拦截弹在战前、停火时及当前剩余数量的变化情况。（图源：CSIS报告）
CSIS指出，除了单一冲突外，还存在多重结构性原因。冷战后战略假设的是短期区域战争，而非旷日持久的大国博弈，因此采购规模被缩减。国防工业基础被刻意重组，为的是实现和平时期的高效生产，而非战时的快速增产。上世纪90年代“最后的晚餐”式整合，使得剩余产能所剩无几。在五角大楼的预算编制过程中，弹药始终处于劣势，因为它们不如作战平台那样显眼，也没有舰艇或飞机的长使用寿命。近期中东地区的行动以及部分系统的转让进一步加剧了消耗。对乌援助虽在“爱国者”这类特定装备上规模可观，但对于与太平洋区域潜在冲突相关的绝大多数高端弹药而言，其调拨量仍属于次要因素。
其含义再明显不过：在任何一场涉及台湾或第一岛链的严重冲突中，面对中国精确的大规模齐射，西方的拦截弹库将在数日内耗尽。即便对电子战和加固掩体抱有乐观预期，也无法改变这一均势：中国庞大的库存使其能够承受初期的反制措施，并以廉价、抗干扰的子母弹群彻底压制美军基地。模型分析显示，首周内美国可能有失数百架战机在地面被摧毁。亚洲的传统威慑机制不是“松动”，而是已经崩塌。
再工业化与不切实际的时间表
CSIS于2026年7月发布的再工业化与大国竞争报告明确指出，当对手清楚美国无法长期维持一场持久战时，威慑便失去效力。低库存的弹药和受限的工业产能，改变了对手评估美国持久力的时间跨度。产能作为威慑的第四大变量——与实力、可信度和沟通并列——使战斗力具备可补充性、可修复性和长期韧性。没有产能，即便最尖端的武器也会被低估，因为它们无法以所需的速度得到替换。
特朗普政府提议大幅增加弹药经费并签订多年期合同，以弥补这一缺口。然而，正如CSIS和卡瓦纳所强调的，仅靠资金并不能解决实体制造业的不足。高端拦截导弹从签约到交付的生产周期长达两到四年。专门的化学分离设施、稀土磁体产能以及冶金专业技术，都无法在一夜之间重建。2025年，美国生产的稀土磁体仅几百吨，而需求却高达数万吨。中国在上游材料领域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制约了任何快速恢复的可能。在近期应对印太应急作战的合理时间内，实现所需规模的再工业化是不现实的。一个长达数年的脆弱窗口期仍然存在。
分散部署神话与物资瓶颈
五角大楼的应对之策是“敏捷作战部署”——将飞机分散到偏远的太平洋岛屿和简陋的民用跑道上。这不过是海市蜃楼。分散部署非但无法解决目标暴露问题，反而使其成倍增加。中国拥有足够的弹药投送能力，能够同时饱和打击次级和第三级跑道。F-35等现代化战机离不开专业燃料补给、重型弹药支援和洁净室维护。这些力量散落在简易跑道上将失去其工业生命线，陷入后勤困境。
海军资产面临的制约更加严峻。攻击型核潜艇和导弹驱逐舰无法在海上为垂直发射系统装填弹药，它们只能依赖横须贺和关岛等地为数不多的固定深水码头。如果这些码头在冲突初期被摧毁，美军舰队将变成一次性使用系统，无法在本地区重新武装。
本土维度
任何关于台海冲突能被限制在第一岛链的希望都已破灭。中国向开阔太平洋进行的潜射弹道导弹试验，展示了成熟的海基核二次打击能力。从南海起航的潜艇如今已能覆盖整个美国本土。现实无比严峻：没有哪届美国政府愿意为台北冒主要城市遭受袭击的风险。核威慑本身便昭示着一种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
正如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所指出的，这种力量的再平衡——且可以说力量格局已不再有利于美国——让人联想到20世纪中叶的焦虑，但其结论将更为永久。2030年代的问题将不再是“谁丢掉了中国”，而是更重大且不可逆的问题：“谁丢掉了亚洲？”
联盟遏制局限与中等强国幻觉
区域伙伴并非没有察觉。在外交公报的背后，东亚各国政府正在重新调整战略方向。东京、首尔和马尼拉都面临着与美国相同的弹药库存不足、供应链脆弱性以及对中国导弹纵深打击能力的暴露问题。经济上，中国依然是这些国家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而筑起坚固军事壁垒来对抗自身主要经济引擎，是一种无法无限期维持的矛盾。
排他性小多边安排——澳英美联盟、四方机制以及强化的三边合作——无法替代美国虽受制约但仍具规模的工业实力。没有这一支柱，联盟遏制阵线不仅军事上难以为继，经济上也将得不偿失。然而，美国如今连供应自身也都力不从心。
▲2025年10月，第13届东盟-美国峰会。
美国政策界内部近期的论调，尤其是科尔比提出的观点，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选项收窄的趋势。科尔比驳斥了所谓“中等强国”集体战略的说法，认为这种主张源于对国际关系的错误理解，是令人分心之举。他指出，这些中等强国缺乏一致的对齐基础，也无法在规模和质量上与美国国防工业体系匹敌。按照这一观点，中等强国几乎无从发挥自主能力，伙伴国要么继续依附于美国的领导，要么在战略上被边缘化。
然而，正是这种轻视凸显了东盟的一个关键时刻。它为展现替代方案的存在创造了空间，也表明东南亚内部具备足够的集体实力与外交能力引领一个进程，去精心打造并维系新的区域秩序。该地区的未来走向不必由新冷战式的遏制架构所定义，也不必屈从于大国二元对立的选择。相反，它可以寻求一个紧迫的框架，管控中国的主导地位，同时避免触发灾难性冲突。这是真正的第三条道路。
东盟与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
随着遏制被证明是死胡同，战略主动权已转向东南亚。长期以来，东盟奉行“平衡策略”与“中心地位”，充当大国竞争的外交缓冲。美国大幅撤退迫使东盟承担起更具雄心的角色：从大国竞争的谨慎管理者转变为地区解决方案的积极设计者。
这种解决方案的框架借鉴了两个历史先例：从1955年的万隆会议继承了主权平等、不结盟以及拒绝外部干涉的原则；从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中汲取了对现有边界的务实承认、危机沟通机制以及不同政治体制间相互克制的精神。这一方案的核心理念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即一国安全绝不能以牺牲另一国安全为代价。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任何地区国家都不得加入针对其他区域成员的军事同盟或排他性小多边集团。这样一来，安全不再是一种零和资源，而成为一种地区集体公共产品。
东盟的历史记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先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表明，该组织有能力在多元利益间耐心斡旋，容纳有不同优先事项的主要经济体，并在无外部强加的情况下达成多极、多边成果。这种外交方法——建立共识、包容性和渐进主义——同样可以应用于安全领域。
成功取决于这一倡议始终由东盟真正主导。如果任何新架构被视作直接或间接由中国推动，或者被怀疑是通过历史盟友的后门暗中打上美国烙印，那么它必定会失败。地区国家只会向它们自行设计并公开主导的框架投入政治资本。中国悄然表示愿意支持这一举措——得益于去美元化和平行支付体系的进展，以及加速推进电气化（降低了经济胁迫风险）——使得这条路径更加可行。然而，这一进程本身绝不能由外部预先设定。这项事业的正当性取决于东南亚国家的自主性。
稳定的经济基础
仅靠军事数字并不能决定结局，经济韧性同样重要。东南亚地区仍面临能源中断和海上咽喉要道的风险。平行支付体系与多元化的产业供应链能够降低对外部金融压力的脆弱性。加速电气化以及陆上能源通道的建设，则进一步降低了来自远方冲击的影响。这些举措将关于政治体制的抽象辩论转化为关乎国家存亡的具体考量。
▲第六次中国—东盟数字部长会议现场。
一旦一个包容性框架开始成型，中等强国将面临日益收窄的选择空间。日本和韩国必须权衡，是继续效忠一个遥远且工业产能受限的伙伴，还是参与一个维持贸易关系并降低灾难性冲突风险的泛亚安排。澳大利亚在地理上孤悬亚洲海洋之中，随着其主要市场和近邻向地区机制靠拢，也面临类似的引力压力。这些转变没有一个是自动发生的，每一个都将在国内面临争议。但各类结构性驱动因素都指向妥协调适，而非走向孤立。
一种可存续的均衡
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终结，并不必然导致混乱。美国的结构性退出，只是为一场酝酿已久的地缘政治校正腾出了空间。由东盟主导、以不可分割的安全为基础的架构，为摆脱大国战争困局提供了现实出路。它将以一种更稳定、由地区自主管理的均衡，取代脆弱、依靠外部力量支撑的霸权。
在欧美殖民主义之前，亚洲就已存在。在经历漫长的殖民与后殖民时代的不对称之后，未来也有可能出现一个充满活力的亚洲。未来数十年，亚洲安全格局将由本地区国家直接塑造。被美国分析人士大量记录的工业产能和导弹射程数据已经使旧秩序难以为继。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本地区能否在另一条道路的代价发展到不可挽回之前，构建起第三条道路——不结盟、包容、并植根于相互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