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抽象，没想到梳理完《奥德赛》的消息之后（《聊聊《蜘蛛侠4》和《奥德赛》》《诺兰和陈凯歌，仲树的采访视频》）下一部聊的电影是《牛来》。一下子从“一本正经”的山峰速降到谷底，笑。

　　有很多朋友已经做了很多角度的分析，都很好，我看了也很受启发。这里我想再多做一点补充，算是尝试进一步理解整件事。

　　先讲个故事吧，差不多十年前的样子，有一阵子我很想买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书，那位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或者说可能从来就没记住过，只记得他跟凯鲁亚克好像是好朋友，作品属于实验性质的，很先锋，或者说很抽象。当年我在国内没找到他的书，去伦敦工作的时候，在那边也没找到，然后我就发现一件事儿——哪怕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能保证自己的书三四十年后能被别人看到、别人愿意读。

　　后来我发现这个事儿好像不止我一个人这么想，那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里，这样想的也大有人在。比如我酷爱的帅老头库切，我在读他的文学评论集《异乡人的国度》和《内心活动》的时候，常常有这种感觉，老先生名满天下之后，想的是能不能流传后世的问题。

　　比较有代表性的可能是《异乡人的国度》第一篇关于艾略特和巴赫的讨论《何为经典？——一场演讲》。这场演讲中库切直言不讳地提到：“我在谈到经典跨越两个多世纪仍使我激动不已时，我究竟想说什么？”

　　这个问题可能包含着库切对自身的期许，但肯定也带着某种自省与反思之意，因为后文中库切接着写道：“经得住考验而幸存下来，只不过是一个实用的最低的贺拉斯式标准……对于我个人在1955年对巴赫作品的反应，我曾扪心自问，我的反应是否真的是对那部作品中某种内在艺术品质的反应，抑或我的反应只不过是象征性地选择了欧洲高雅文化，以使自己从身处其中的社会历史的死胡同中摆脱出来？这种不无怀疑的自问，其实质就在于，借巴赫之名充其量只不过是为行反欧洲高雅文化之实，巴赫或巴赫之名于我均无自身价值——‘自身价值’这一说法本身就该受到质疑。”

　　库切似乎给自己找出了一个言之成理的答案，但其实他的困惑并未消除，不然他后边就不会紧接着设问道：“历经时间检验而未被淘汰的东西必定是经典。这话说白了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一种关于经典的观念是如何体现在人们的生活中的？”

　　在我看来，即使像库切这样天赋异禀、在生前就已经声誉卓著的伟大作家，到了人生末年，也会怀疑自己能不能流传下去。这份忧虑，可能就是他近些年写出带有某种实验性质的《耶稣的童年》、《耶稣的学生时代》、《耶稣的死亡》“抽象”三部曲的原因。

　　相对而言，库切还是云遮雾绕了一点，相同的命题，昆德拉或许表述得更加直白。“人生意义”也是昆德拉从年轻到死亡贯彻他一生的创作主题之一，我到今天为止还记得十五岁第一次读《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时读到的那个句子：“档案馆里一堆堆发黑的论文比墓地还要凄惨。”十五岁读不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但是这个比喻记了半辈子。

　　从“档案馆里的论文”到《被背叛的遗嘱》里关于卡夫卡、雅纳切克“死后就变为任人摆布的弱者”的论述，再到昆德拉死前最后一部小说《庆祝无意义》，“人生意义”的主题在昆德拉那里不断地循环往复。

　　可以引用一下《庆祝无意义》里的三段话：

　　“时间过得飞快，幸亏有了时间，我们首先是活着，也就是说：被人控诉、被人审判。然后我们走向死亡，我们跟那些认识我们的人还可以待上几年，但是很快产生另一个变化：死的人变成死了很久的死人，没有人再记得他们，他们消失在虚无中；只有几个人，极少数极少数几个人，还让他们的名字留在记忆中，但是由于失去了真正的见证人、真实的回忆，他们也变成了木偶……”

　　“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它到处、永远跟我们形影不离。甚至出现在无人可以看见它的地方：在恐怖时，在血腥斗争时，在大苦大难时。这经常需要勇气在惨烈的条件下把它认出来，直呼其名。然而不但要把它认出来，还应该爱它——这个无意义，应该学习去爱它。”

　　“你看他们！你以为他们一下子就爱上夏加尔了吗？他们是哪儿都会去的，事什么都会干的，只是为了消磨他们不知用来做什么的时间。他们什么都不懂，因而让人带领着。他们实在是太好带领了！原谅我。我心情不好。昨天我喝多了。我真的喝得太多了。”

　　今天说是聊《牛来》，然而文章都快写完了，也没怎么提电影本身，但我觉得我已经把想聊的东西都差不多聊完了。

　　人生的意义，是一个很难说清的主题，我们大部分人的一生，留不下什么东西，能做的无非是在滚滚红尘中安然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普通人跟一些著名人物——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一类可能被视为最有希望留名后世的人——的差距比我们想象的要小。

　　意义难寻，那就只能学会与“无意义”和睦相处，甚至是“庆祝无意义”。《牛来》爆火以后，我看到不少朋友为这一现象寻找意义，找出来的有“股民的迷信”、“对影视资本的反叛”、“什么都缺但不缺主流影视圈最缺的真情”、“伟大的母爱”、“普通人的坚持”、“当作去看无厘头的笑话”、“乌合之众”、“最适合约会的放空电影”、“大型社会实验和行为艺术”等等，这些说法或褒或贬，都有一定的道理，有解释力。只不过在我看来，这些被寻找到的“意义”可能都是后发衍生的，它们不处在最开始的逻辑原点上。最初的逻辑原点，可能是且仅是“庆祝无意义”。

　　庆祝的是“无意义”，并不是说这一庆祝行为本身没有意义，它是有意义的，它意味着人们与自己的和解，在名为人生的悲剧中。这种和解让我们即使面对像《牛来》这样一部粗陋的作品，只要其中有一两个闪光点让我们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海市蜃楼，我们仍然愿意付出时间与感情。